【学者新论】程美东：协商民主具有世界意义

协商民主具有世界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决定》对协商民主在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协商民主总体的实践内容和发展方向也作了明确的要求。要使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既能充分体现民主本质，又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就必须对协商民主的内涵、特色、意义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

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的本质内涵

作为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democracy），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外来词。其本义是多数人的统治。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中国的词汇虽然没有，但不等于中国人不讲究民主。从“多数人的统治”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人很早就有民主的价值诉求和具体的实践形式，这集中体现在中国人政治生活传统中所一直奉行的“民意”原则。所谓“民意”原则，就是中国人无论对于政治人物的选取，还是对于政治和决策的评价，不是靠一人一票的精确统计来确定，而是以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为标准、以口耳相传为主要途径而形成的“民意”为基础来加以衡量。“民意”虽然不像选票那样直接、精确，但是从价值诉求的角度来看，它与票决制选举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而且，我们这种“民意”所包含的“民”比“选民”更要广泛，社会上所有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人都包括在内，不受年龄、性别、族别、区域、身份等限制。所以，虽然这种“民意”表达有点模糊，有时候也会受到权力、舆论、道德等因素影响，但总体上看，在很早就广土众民的古代中国，通过“民意”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生活无疑是当时社会条件下很成功的办法。正因为我们有悠久的“民意”政治文化传统，所以，当清末民初“democracy”作为政治词汇传入中国时，我们很难用汉语表达，连精通日语的李大钊先生都没有简单地移植日语的“民主”一词，有段时间他甚至用“民彝”来表达其政治理想。他1916年曾写过《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缚民彝”。大钊先生这篇文章里对于“民彝”作了三个方面的定义，“首训器，次训常，后训法”。这里的“器”指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的器具，乃当时最为神圣的象征，可以说就是指代民心；“常”，此处指的是常道、常理，就是人的本性，这也是一种民心的表示；“法”，在此处就是指体现出众民意志的法律。总体上看，李大钊所讲的“民彝”其实就含有民意、符合众民愿望的意思。大钊先生之所以不用“民主”这个革命党人早已熟知的词语，恐怕与他对于“democracy”一词所具有的复杂性理解有关。

今天我们一般人对“democracy”一词所对应的“民主“的理解，主要还限于选举性民主、竞争性民主层面。而选举性民主太过于强调形式上公平，却不一定能够保证结果的正义。例如按照绝对票决原则选举出来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德才兼备的，票决选举通过的一些决策也不一定符合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协商民主就是要超越选举性民主、竞争性民主的缺点，一方面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利益，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受制于票数。

关于如何实现协商民主，《决定》提出“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协商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协商民主是符合中国政治文化的民主形式

为何在中国要搞协商民主？这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虽然古代中国就特别强调政治统治要顺应民意、体现民意，但由于很早就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和国家，古罗马、古希腊那样的公民一人一票直选式民主在中国无法实施。钱穆先生就此曾经有过分析：“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见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

中国古代国家那样的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形复杂，怎么实现有效管理？靠投票不可能，开全国大会更不可能，日常国家治理主要是通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精英群体来实现，遇到复杂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各个层面代表人物的沟通协商来通达民情民意，最终达到相对平衡的共识。中国古代社会县级政权以下长期实行的乡绅治理格局，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协商治理模式。中国传统社会重血缘家族关系，重人情、讲伦理，重秩序、重和谐，这些社会取向使得中国人习惯于用协商的办法，通过互相礼让、互相理解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冷冰冰、硬邦邦的投票来处理血缘深厚的社会关系。协商民主非常吻合更看重结果正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

协商民主也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经验。辛亥革命后，中国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曾经搞过选举民主和竞争性民主，结果陷入长期的混乱，国将不国。中国共产党从抗战时期开始，就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实行协商民主。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专门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而后在全国实行推广协商民主的办法。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生动活泼又富有效率，这与协商民主有密切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就是协商民主开展的70余年，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商制度体系。从协商主体的区分来看，协商民主呈现出广泛、多层次、制度化的特点，形成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从协商涉及的范围来看，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还有部门性的。凡是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

总之，凡是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都很注重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也必须要坚持依法治国，但更要发扬人民民主。在中国这样国情特殊的国家，发扬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要运用好协商民主的方式，遇事多商量。

协商民主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符合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世界进步的趋势，更符合人类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同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漫长斗争史上的经验总结，也是劳动人民长期的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创立共产主义理论，指引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就是民主。正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实现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才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历程。所以，毛泽东同志毕生都把人民民主视为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宣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协商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的具体化。

协商民主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它深深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实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通过协商民主，我们既做到了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让人民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又避免了简单竞争民主和选举民主的负面影响，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想的秩序、效率、幸福的奋斗目标的实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文情怀。

协商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创举，对于人类政治文明也是重要贡献。现在世界上一些和中国有相似国情的国家，长期照抄照搬西方选举民主、竞争民主，却没有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社会发展效果，有的反而长期贫困、落后、混乱。以协商民主为重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无疑给这些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资鉴，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就这一点来看，协商民主具有世界意义。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年04月23日 第5版 理论周刊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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